在江蘇如東一家民營養老院,兩位老人結伴走回房間。 (新華社記者 陳益宸/圖)
  再有兩年,桑盛富就年滿六十了。28年前,他是如東縣潮墩村的村支書和民兵營長,從此加入了計劃生育工作者的行列。
  這是一項“光榮的”工作。在桑盛富的記憶中,1980年代的如東只有兩個拿得出手的成績:一是棉花產值高,一是計生工作好。桑盛富“入行”的那年——1986年,如東縣成了國務院命名的全國10家“全國計劃生育紅旗單位”之一。
  這裡曾經做到在3年時間里把全縣人口自然增長率從近20‰降到5‰多一點,也曾經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個新生兒中只有1個是多胎。當地官方保守統計,三十多年來,全縣少生近50萬人。
  但現在,正如桑盛富所說,包括他自己在內,“作了貢獻的人吃虧了”。
  “我們比較聽話”
  1979年,桑盛富的兒子出生,他領到一張獨生子女證。
  那是一個“不是你想生,想生就能生”的時代。按照規定,夫妻二人年齡總和達到50歲才可以生第一胎,而另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是,如果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(有時也有彈性,至少一方是獨子),過幾年可以再生二胎。桑盛富的同齡人很少能夠享受到這個“福利”,因為他們很少是獨子。而如果生了第二胎,就必須在夫妻二人中選擇一人結扎,即使有疾病不能結扎,女方也要上環避孕,並且要繳納500元的保證金,五六年後沒有超生就可以領回保證金。桑盛富說:“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。”絕大多數人都能拿回這500塊錢,桑盛富說,“我們比較聽話”。
  為了保證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,如東縣創造性地發明瞭“兩種生產”的提法,意即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一起抓,“書記掛帥,全黨動手,全民動員”,落實“晚、稀、少”的生育政策,這讓誰能生、什麼時候生變成一項非同尋常的事。
  1986年,國務院授予如東縣“全國計劃生育紅旗單位”稱號,全國僅有10家。通往如東縣城的S223公路東側,“全國計生紅旗單位”的大型宣傳牌矗立了好多年。
  “斗膽”超生的人不是沒有。
 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東教師進修學校做了幾十年校醫,兼顧全校的計生工作。他的表弟生了一個女兒後,老婆又懷了孕,做了一段時間“超生游擊隊”,生了個男孩,最後被罰款6000元。他的親戚還是村支書,但也沒轍,超生就得罰款,在那個“萬元戶”就是“土豪”的年代,6000元是筆巨款,村支書和婦女主任好說歹說做工作,他的表弟東拼西湊交了3000元罰款。作為紀念,這家人給孩子取名“三千”。
  在桑盛富的記憶中,一旦出現超生對象,他們的工作就是圍追堵截。孕婦千方百計躲起來,村裡的計生幹部千方百計找到她。
  “總是微笑著面對每一次的挫折”
  1992年後,桑盛富調到掘港鎮擔任計生辦副主任。
  此時,人口的跨地域流動已經十分頻繁,有很多外地婦女嫁到如東縣,桑盛富說這些人“一是不到法定婚齡,二是沒有任何婚育證明和手續”,給計劃生育工作帶來很大挑戰。為了保護“計生紅旗縣”的榮譽,桑盛富說,計生幹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變成了“臉皮厚”、“為了計生,豁得出”、“不達目的不罷休”。
  長沙鎮港城村婦女主任陳美華說,她在農村搞計生已經28年,針對本村流動人口特別多的特殊情況,她常和同事們起早貪黑、逐隊逐戶地上門登記造冊,查驗婚育證明。吃閉門羹的次數不少,白跑一趟的情況也很多,但她“總是微笑著面對每一次的挫折”。
  季方珍曾在一份自述材料中說,全村育齡婦女無論是誰做節育手術還是採取補救措施,都由她用自行車送去接回。一些婦女住在醫院檢查治療,她就成了“編外護士”,端茶送飯、喂藥洗刷,甚至端尿接便。
  而在桑盛富記憶里,更費神的,在於完成引產任務。為了讓這些手續不全的外來孕婦順利引產,計生幹部幾人一班,陪護在病房裡,“我是男的,但是我做工作,也要陪他們睡到一個房間。”桑盛富回憶時候用手比划著,那麼大一間病房,孕婦和家屬睡一側,計生幹部搭小床睡角落另一側,“最多的時候住一個星期,那個時候肯定辛苦,不分時間不分早晚”。
  桑盛富說,陪護期間,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做思想工作,“思想工作做好,手術就好做”。
  引產成功,超生危機解除,在那個“一票否決”的大環境下,集體的榮譽保住了,當事人還可以額外獲得補助,“經濟上不讓你吃虧”,桑盛富說這樣能更好化解對立情緒。
  “功夫就在平時”
  1996年4月23日,全國計劃生育自願選擇節育措施試點工作研討會在如東召開。桑盛富記得,意外懷孕率也成了一項考核指標,如此一來,“功夫就在平時”。
  校醫施德俊日常需要在全校師生中宣傳、建檔、走訪、調查、服務。在計劃經濟年代,單位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全部依靠,單位也成為推進計生工作的重要一環,而學校這樣的事業單位,更被視為金飯碗,全校四十多位教師,一般不敢因超生而丟了工作。
  施德俊手上有本賬,哪些人領了獨生子女證,哪些人需要及時去上環,哪些人則因為身體條件而不能結扎,需要定期發放避孕藥具,當事人需要定期填清單簽字,而那些從各個學校來此短期進修的老師,則由各自學校的計生人員管理。
  “事業單位的計生工作抓得都很好,很緊。”施德俊說,比如教育系統,縣教育局有一個計生領導小組,每月開一次例會,各學校都有計生專員參加,施德俊是其中之一。會上,各人需要上報所在學校每月新增育齡婦女,“年滿18歲到50歲的婦女,進了多少,超齡多少,一月刷新一次統計表。”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是縣教育局的人事科長,施德俊說:“你想想看,人事科長,誰敢不聽話?”
  桑盛富這樣的專職計生幹部,更需要定期在縣鎮轄區內派發避孕藥具,此外還要定期做身體檢查,“我們帶著小B超機,一年兩次,春天和秋天,去檢查那些上環的婦女。”憑著這些小B超機,桑盛富們能夠發現誰偷偷把上好的環拿掉了,也能夠發現誰的環位不正、下移,沒有效果。上環率成為各村考核的指標,桑盛富說,“100個孕齡婦女,正常的夫妻兩個在家的,上環率要達到70%或者75%。”
  “再生一個吧”
  桑盛富的兒子今年36歲,育有一子也已11歲,作為爺爺的桑盛富有時不禁會感嘆,家裡有兩個小孩可能會更好一點,“一是孤單,到時候像我們年齡大了,他們負擔重了,不是經濟負擔重,就是勞累負擔也重,年齡大了生病照顧困難。”
  有時,他會給兒子做工作:“再生一個吧。”
  但兒子不肯。夫妻倆都是工薪階層,月薪一兩千,生活壓力太大。
  不是桑盛富兒子一家有這樣的想法。如東如今的育齡夫婦八九成是獨生子女,都符合生二胎政策。桑盛富說:“我現在主要負責我們全鎮的二孩審批,今年申請二孩全鎮300對,我們全鎮總人口農村和城鎮大概20萬人口。”以前在如東,女方是農村戶口的,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,今年4月份開始,增加了女方是城鎮戶口的也可以再生一個孩子,“但你不限制了,他們還不想生了。”
  桑盛富由此想給有關方面建議:“生二胎的,生了小孩可以獎勵5000,或者把費用報70%或60%。幼兒園要納入義務教育,在沒有納入義務教育之前,第二胎上幼兒園的費用報銷。這些解決了,也能緩解一些人的壓力,二孩申請的人才會多起來。”
  相比較而言,施德俊倒不感到遺憾,儘管如今他看到,他的表弟已經嘗到了兩個孩子的甜頭——他的大女兒留在如東,開了個護膚品店;超生的“三千”,已是北京某部隊高級軍官,每個月都寄錢回來。
  桑盛富說,如東的計劃生育起步比較早,財政負擔也比較重,一方面獨生子女獎勵的財政開支大,另一方面退休老人的一次性獎勵負擔大。
  “當年實行計劃生育不太好的那些地方,負擔壓力就沒有這麼多。”桑盛富說,國家應該給如東財政支持,“國家不是沒有錢。做了貢獻的人不能再吃虧”。
  來源:南方周末
編輯:SN1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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