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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蘇如東一家民營養老院，兩位老人結伴走回房間。 （新華社記者 陳益宸/圖）
　　再有兩年，桑盛富就年滿六十了。28年前，他是如東縣潮墩村的村支書和民兵營長，從此加入了計劃生育工作者的行列。
　　這是一項“光榮的”工作。在桑盛富的記憶中，1980年代的如東只有兩個拿得出手的成績：一是棉花產值高，一是計生工作好。桑盛富“入行”的那年——1986年，如東縣成了國務院命名的全國10家“全國計劃生育紅旗單位”之一。
　　這裡曾經做到在3年時間里把全縣人口自然增長率從近20‰降到5‰多一點，也曾經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個新生兒中只有1個是多胎。當地官方保守統計，三十多年來，全縣少生近50萬人。
　　但現在，正如桑盛富所說，包括他自己在內，“作了貢獻的人吃虧了”。
　　“我們比較聽話”
　　1979年，桑盛富的兒子出生，他領到一張獨生子女證。
　　那是一個“不是你想生，想生就能生”的時代。按照規定，夫妻二人年齡總和達到50歲才可以生第一胎，而另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是，如果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(有時也有彈性，至少一方是獨子)，過幾年可以再生二胎。桑盛富的同齡人很少能夠享受到這個“福利”，因為他們很少是獨子。而如果生了第二胎，就必須在夫妻二人中選擇一人結扎，即使有疾病不能結扎，女方也要上環避孕，並且要繳納500元的保證金，五六年後沒有超生就可以領回保證金。桑盛富說：“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。”絕大多數人都能拿回這500塊錢，桑盛富說，“我們比較聽話”。
　　為了保證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，如東縣創造性地發明瞭“兩種生產”的提法，意即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一起抓，“書記掛帥，全黨動手，全民動員”，落實“晚、稀、少”的生育政策，這讓誰能生、什麼時候生變成一項非同尋常的事。
　　1986年，國務院授予如東縣“全國計劃生育紅旗單位”稱號，全國僅有10家。通往如東縣城的S223公路東側，“全國計生紅旗單位”的大型宣傳牌矗立了好多年。
　　“斗膽”超生的人不是沒有。
　　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東教師進修學校做了幾十年校醫，兼顧全校的計生工作。他的表弟生了一個女兒後，老婆又懷了孕，做了一段時間“超生游擊隊”，生了個男孩，最後被罰款6000元。他的親戚還是村支書，但也沒轍，超生就得罰款，在那個“萬元戶”就是“土豪”的年代，6000元是筆巨款，村支書和婦女主任好說歹說做工作，他的表弟東拼西湊交了3000元罰款。作為紀念，這家人給孩子取名“三千”。
　　在桑盛富的記憶中，一旦出現超生對象，他們的工作就是圍追堵截。孕婦千方百計躲起來，村裡的計生幹部千方百計找到她。
　　“總是微笑著面對每一次的挫折”
　　1992年後，桑盛富調到掘港鎮擔任計生辦副主任。
　　此時，人口的跨地域流動已經十分頻繁，有很多外地婦女嫁到如東縣，桑盛富說這些人“一是不到法定婚齡，二是沒有任何婚育證明和手續”，給計劃生育工作帶來很大挑戰。為了保護“計生紅旗縣”的榮譽，桑盛富說，計生幹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變成了“臉皮厚”、“為了計生，豁得出”、“不達目的不罷休”。
　　長沙鎮港城村婦女主任陳美華說，她在農村搞計生已經28年，針對本村流動人口特別多的特殊情況，她常和同事們起早貪黑、逐隊逐戶地上門登記造冊，查驗婚育證明。吃閉門羹的次數不少，白跑一趟的情況也很多，但她“總是微笑著面對每一次的挫折”。
　　季方珍曾在一份自述材料中說，全村育齡婦女無論是誰做節育手術還是採取補救措施，都由她用自行車送去接回。一些婦女住在醫院檢查治療，她就成了“編外護士”，端茶送飯、喂藥洗刷，甚至端尿接便。
　　而在桑盛富記憶里，更費神的，在於完成引產任務。為了讓這些手續不全的外來孕婦順利引產，計生幹部幾人一班，陪護在病房裡，“我是男的，但是我做工作，也要陪他們睡到一個房間。”桑盛富回憶時候用手比划著，那麼大一間病房，孕婦和家屬睡一側，計生幹部搭小床睡角落另一側，“最多的時候住一個星期，那個時候肯定辛苦，不分時間不分早晚”。
　　桑盛富說，陪護期間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做思想工作，“思想工作做好，手術就好做”。
　　引產成功，超生危機解除，在那個“一票否決”的大環境下，集體的榮譽保住了，當事人還可以額外獲得補助，“經濟上不讓你吃虧”，桑盛富說這樣能更好化解對立情緒。
　　“功夫就在平時”
　　1996年4月23日，全國計劃生育自願選擇節育措施試點工作研討會在如東召開。桑盛富記得，意外懷孕率也成了一項考核指標，如此一來，“功夫就在平時”。
　　校醫施德俊日常需要在全校師生中宣傳、建檔、走訪、調查、服務。在計劃經濟年代，單位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全部依靠，單位也成為推進計生工作的重要一環，而學校這樣的事業單位，更被視為金飯碗，全校四十多位教師，一般不敢因超生而丟了工作。
　　施德俊手上有本賬，哪些人領了獨生子女證，哪些人需要及時去上環，哪些人則因為身體條件而不能結扎，需要定期發放避孕藥具，當事人需要定期填清單簽字，而那些從各個學校來此短期進修的老師，則由各自學校的計生人員管理。
　　“事業單位的計生工作抓得都很好，很緊。”施德俊說，比如教育系統，縣教育局有一個計生領導小組，每月開一次例會，各學校都有計生專員參加，施德俊是其中之一。會上，各人需要上報所在學校每月新增育齡婦女，“年滿18歲到50歲的婦女，進了多少，超齡多少，一月刷新一次統計表。”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是縣教育局的人事科長，施德俊說：“你想想看，人事科長，誰敢不聽話？”
　　桑盛富這樣的專職計生幹部，更需要定期在縣鎮轄區內派發避孕藥具，此外還要定期做身體檢查，“我們帶著小B超機，一年兩次，春天和秋天，去檢查那些上環的婦女。”憑著這些小B超機，桑盛富們能夠發現誰偷偷把上好的環拿掉了，也能夠發現誰的環位不正、下移，沒有效果。上環率成為各村考核的指標，桑盛富說，“100個孕齡婦女，正常的夫妻兩個在家的，上環率要達到70%或者75%。”
　　“再生一個吧”
　　桑盛富的兒子今年36歲，育有一子也已11歲，作為爺爺的桑盛富有時不禁會感嘆，家裡有兩個小孩可能會更好一點，“一是孤單，到時候像我們年齡大了，他們負擔重了，不是經濟負擔重，就是勞累負擔也重，年齡大了生病照顧困難。”
　　有時，他會給兒子做工作：“再生一個吧。”
　　但兒子不肯。夫妻倆都是工薪階層，月薪一兩千，生活壓力太大。
　　不是桑盛富兒子一家有這樣的想法。如東如今的育齡夫婦八九成是獨生子女，都符合生二胎政策。桑盛富說：“我現在主要負責我們全鎮的二孩審批，今年申請二孩全鎮300對，我們全鎮總人口農村和城鎮大概20萬人口。”以前在如東，女方是農村戶口的，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，今年4月份開始，增加了女方是城鎮戶口的也可以再生一個孩子，“但你不限制了，他們還不想生了。”
　　桑盛富由此想給有關方面建議：“生二胎的，生了小孩可以獎勵5000，或者把費用報70%或60%。幼兒園要納入義務教育，在沒有納入義務教育之前，第二胎上幼兒園的費用報銷。這些解決了，也能緩解一些人的壓力，二孩申請的人才會多起來。”
　　相比較而言，施德俊倒不感到遺憾，儘管如今他看到，他的表弟已經嘗到了兩個孩子的甜頭——他的大女兒留在如東，開了個護膚品店；超生的“三千”，已是北京某部隊高級軍官，每個月都寄錢回來。
　　桑盛富說，如東的計劃生育起步比較早，財政負擔也比較重，一方面獨生子女獎勵的財政開支大，另一方面退休老人的一次性獎勵負擔大。
　　“當年實行計劃生育不太好的那些地方，負擔壓力就沒有這麼多。”桑盛富說，國家應該給如東財政支持，“國家不是沒有錢。做了貢獻的人不能再吃虧”。
　　來源：南方周末
編輯：SN146